开元棋牌-开元棋牌官方网站北美的新移民女性小说家，阵容相当强大，其中包括：最早表现大陆留学生海外遭遇心理挣扎的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反思一代人传奇命运的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解剖人性的严歌苓（《少女小渔》），游走在双城记里的张翎的（《望月》），塑造女性人格的陈谦（《覆水》），沉浸在家族故事里的施玮（《柔若无骨》），还有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张慈的《浪迹美国》，李彦的《嫁得西风》，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施雨的《纽约情人》，吕红的《美国情人》，融融的《夫妻笔记》，宋晓亮的《切割痛苦》、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虔谦的《万家灯火》，王琰的《落日天涯》，江岚的《合欢牡丹》、孟悟的《雾城》，黄鹤峰的《西雅图酋长的》，枫雨的《套在指上的环》，海云的《冰雹》，刘加蓉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汪洋的《洋嫁》，洪梅的《梦在海那边》，梅菁的《纽约绮梦》，伍可娉的《金山伯的女人》，岑岚的《那天边的彩虹》，艾米的《山楂树之恋》，秋尘的《时差》，文章的《失贞》，董晶的《七瓣丁香》，张惠雯的《两次相遇》等，都从不同的人生角度，展开了移民世界的文化挑战。

　　 当时和导师定下这个题目以后，我却很有些后悔。主要的原因是感觉这个题目对我而言太庞大了，而且还很新。当时，根本找不到现有的可以用来够做一个博士论文的研究资料，更没有能以移民视角上来关注这个研究主题的。我后来意识到，婚恋书写，本身包含了恋爱和婚姻两大主题，同时又都和社会、历史、文化、性别、国族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北美移民这个特定的界定，上面提到的各种相关因子就都变得格外复杂了。比如，文化因子不再是大一统的东方文化，而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环境；再比如性别因子，不再是男、女两种类型，而至少是四种，即：东方男性、西方男性、东方女性、西方女性，如果不考虑同性恋这种婚恋模式的话。所以，当时我做论文的感觉就好像拿着一把餐刀，却要宰杀一头狮子一样，既无从下手，又倍感无力。后来在导师、教授们和自己的努力下，我选择了一些特殊的但能够把握的视角，比如婚恋书写模式，比如性别形象的塑造，比如创作姿态、书写策略等进行了研究。终于在2010年夏天，完成了论文答辩。

　　 第二点，是关于创作的。了解我的人知道，我进入文学是从创作开始的。自从2006年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直到今年夏天，才发表了一个中篇《零度忍耐》。当初拿到学位后，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只要见到中文方块字，我就会条件反射，产生妊娠反应那种呕吐感。大概两年后，还是禁不住诱惑，又开始写起了小说。但说也奇怪，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自然也没有信心往外投稿。好在我还是在写，写得很慢。最近这两年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曾经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我在小说创作中，如故事主题、情节安排、语言叙述等方面，都在起着无形的作用。我会更加全面、立体、理性地对待创作和作品。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纯为了把一个我无法忘怀的人或者事件，以宣泄的方式写出来。

　　 作为新一代的文化使者，新移民女作家是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有着全球视野、中西“混血”的“两栖人”， 思想资源的丰富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与母体文化的整合，使其文学创作也随之拓展、开放和逐步丰富起来。她们有着“东来西往”、“东张西望”的人生履历和跨文化生存的经验，与母土和居住国的适当距离赋予她们新的站姿和视角，有着颇为独到的时空感知。近年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篇小说中，张翎的《流年物语》、林湄的《天外》、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陈谦的《无穷镜》格外引人注目，其跨域书写不约而同地探讨人类共同的人文追求，绘制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图谱，文本中贯穿着人的叩问和审视，构成富有生机的持续不断的“海外冲击波”。长篇小说对民族生存方式是一种总体的把握，而时间和空间可以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熟悉的感知方式。现将这几部长篇小说抽样切片，探讨新移民女作家如何在逝水流年中把握“中国经验”，书写“第三时空”的审美之思。

　　 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张翎的《流年物语》将物——人相对接，采取拟人化的手法，以河流、瓶子、手表、钱包、麻雀、老鼠、苍鹰、铅笔盒等作为叙述者，有着小中寓大的空间观念。文本中的河流、手表可以说是时光如水的象征，而瓶子、钱包、铅笔盒等则是空间符号，将生活器皿具象化、肉身化，很有创意。小说开篇就写河流，既是实指，也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隐喻和文化象征,作为时间之河抑或生命之河统领全文。流年不仅是指男主人公刘年，也是流水落花的人生岁月的象征。“逝者如斯夫”，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人的身心也在逐渐成长，而在时间流程的每一个节点上，那些独特的生理与精神的存在于成长过程中得以彰显。这部小说讲述了大时代的潮流中，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浮沉，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空间从国内到域外，那条奔流不息的瓯江贯穿文本，语言也似潺潺流水，而作者似乎成了时间的摆渡者。距离制造了理性的审美空间，张翎游走异域并回望母国，在时空交错中观照小人物和大历史，审视故乡和他乡。

　　 视野宏阔，内涵丰富，跨文化、跨宗教、跨艺术可以说是林湄的长篇新作《天外》的审美特征。继屡获好评的《天望》之后，学者型的作家林湄十年磨一剑，推出又一鸿篇巨制《天外》。人是宇宙最奇特的杰作，宇宙的本体是生命，而这个生命本体是时间性的，生命将内在心灵、外界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天外”中的审美慧眼不仅闪烁着东方睿智的凝视与发现，而且也是超越了国籍、民族、性别的大视野。当林湄注目于西方现代社会时，发现了现代人欲望的虚幻、爱情的脆弱、死亡的无常，当她回望母国时，忧患意识依然笼罩心头，不仅生动叙述了郝忻、吴一念等华人移民在西欧的生存状况，也将他们在祖国内地的生活场景加以展示，关注人的灵魂的裂变。全书分为“欲”、“缘”、“执”、“怨”、“幻”五个圆环，貌似独立成团，实则环环相扣，时空因子掺和着禅理的意味包蕴其中。正因为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万物一体的生命化空间，这生命化空间又以虚灵为最高境界。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时空合一体”，原因就在于其时间空间概念来源于生命的实践，而在这种体验和实践中得来的时间和空间是互相印证的。

　　 新移民女作家酷似“空中飞人”活跃在海外和中国，在多重语境中穿梭自如，其跨域之作时常不断切换时空和文化背景。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以取材和对人性的开掘见长，妈阁不仅仅是座赌城，也是独特的空间符码，严歌苓从赌场勘测透视人性，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三个赌徒的故事，时间上跨越几代人。梅晓鸥是赌城知名的叠码仔，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她的远祖梅大榕，就是一个地道的赌徒，输得精光后投海自杀。梅晓鸥周旋于形形的赌徒之中，以毒攻毒，是在报复，也是发灾难财，但心中依然贮藏着人性救赎的力量。严歌苓没有囿于华人经验和女性经验，在赌城这一特定的空间，展示生命个体对于世界存在的对抗意义 。

　　 新历史主义既名为“新”，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旧”与之形成参照。同样的，作家在创作中采用了新历史主义的观念，他们的写作行为也会有一个参照系存在，这个参照系往往来自作家早期的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来自他们的文学背景。新移民作家经历过“文革”，他们早期的文学经验与国内十七年文学息息相关。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准确地说是一种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和整体性、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革命”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体往往被整体所湮没，历史规律的整齐划一掩盖了日常生活的反复多变，这种叙事固然方便我们把握历史脉络和轮廓，同样也会导致生动的日常悄然流失。“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反思最终没有只停留在“文革”十年，而是对于1949年后中国的状况展开反省和追问，“革命”叙事中包含的缺陷和盲区同样引起讨论和纠正，走过“文革”并多少参与了新时期反思行为的新移民作家在尝试新的历史叙述手法时，下意识地就会将“革命”叙事作为创作的参照物。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对当下生活的执着，对革命启蒙话语的疏离；《刀口上的家族》（沈宁）从一个家庭的命运出发，不仅写了现代中国历史，同时也从新的角度对历史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刘索拉在《女贞汤》中更是以荒诞寓言的手法对“革命”叙事作了彻底的颠覆和反讽。

　　 新移民作家写作中国与中国的历史，其根本目的在于表现和审视中国文化，但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受到他们出国时间的限制。新移民作家中的多数人是在80年代离开国内的，当时中国社会还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气质，这一家园记忆使他们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乡土文化，当他们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现代进入世界的问题时，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乡土中国与现代的遭遇，要表现这个主题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现代史里发生的情况。现代时期的中国虽然踏上了现代化道路，却因为列强的侵略，国内动荡等各种因素，远远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事实上，传统的农耕文化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在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乡土中国的形象被树立起来。

　　 “文革”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其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被文学反复描述，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文革”叙事现象。新移民作家出国前国内文坛形成的关于“文革”叙事的反思基调必然对他们后来的写作产生影响。比较于大陆文坛主流话语多数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及现代理性立场出发来展开“文革”反思的做法，新移民作家主要从个体、人性、民族文化心理出发来展开反思，他们舍弃了宏大叙事的整体性，却紧紧抓住了活生生的“人”。如严歌苓在小说《穗子物语》中别出心裁地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来展现“文革”，并观照人性。另一部小说《马在吼》则表现了十七年及“文革”期间集体人格对个人人格的取代。

　　 《遗梦之北》是马来西亚女作家李忆莙的一部很有南洋特色的长篇小说。故事从金、叶两家华侨联姻开始，两家都是落户南洋的富裕之户，金家千金嫁给叶家二公子叶安平，经历英殖民地、和在南洋的竞争 、抗日胜利、马来亚、华人新村到马拉西亚独立，从三十年代一直说到七十年代，叶家子孙满堂。叶家事业在叶安平去世后，开始走下坡，叶家第二代开始分家，三兄弟妻离子散，应验了华人家庭“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叶家第三代没有了叶家雄厚的财力和名望，反而开始融入了马来西亚本土生活，故事背景出现华文学校、神庙、端午包粽子、中元节酬神戏、乘搭巴士、渡轮过海、搓麻将、买字花等，是许多马来西亚北部华人社会无法磨灭的记忆。

　　 小说在第一章其实已经交代了叶家这个家族的宿命。《遗梦之北》的地理位置很明确，叶水晶、水灵是堂姐妹，她们的曾外祖父（金沙湾）一家来自云南中甸，原是修行得道的，由于爱上一女孩，还俗成为一个靠施法解咒为生的神巫，因得罪其他流派被追杀，带着曾外祖母和祖母（金青粿）从中缅边界经过泰国南下，最先在马来半岛北部边陲，名叫巴当勿杀（Padang Besar, “广阔田野”之意）落脚，尔后迁到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 “农耕之河”之意），最后落户在一个名为居林（Kulim，即树的名称）的小镇生活，埋名隐姓经营杂货店，过着凡夫俗子的生活。从马来亚半岛的位置来看，北方是中国云南，从占篇幅最多的叶水晶角度来看，她的原乡（居林）于吉隆坡来说是北方。从居林的地理位置辐射开去，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的范围还包括了华玲（Baling）、槟城（Penang）和吉隆坡。叶家三代女性继承了外祖的密宗的遗传，家族遗传的神通与厄运一直困扰着叶家女性的心灵，在她们的有生之年无法回避消弭。

　　 金沙湾远离家乡后，彻底改变身份，但他仍然感觉到仇人的诅咒继续追寻着他和他的后代。他把女儿金青稞嫁给当地叶姓商人之子叶安平，希望女儿能够借世俗的婚姻而消弭他身上带着的家族诅咒。改名换姓的金沙湾夫妇如愿所偿无灾无难活到老年，相继离世，留下一串紫檀木佛珠给唯一的女儿青稞。那时青稞三十三岁，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叶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在金沙湾去世之后，金青稞感应到自己忽然承继了父亲的神通，那股神秘的力量打开了她的心眼，让她有了预知未来福祸的能力，同时也让她活在无以名状的恐惧与无助当中。最先出现的灾祸是11岁女儿小秀忽然发疯坠河而死（小孩子因看到灵异之事而恐惧），是一项打击也是她面对残酷宿命的第一次挑战。她坚守家族秘密，忍痛隐藏突然而至的神通，选择做一个平凡的女人，养育儿女长大。丈夫叶安平先她而去，老年的她勘破红尘，在家中设立佛堂，终日诵经念佛，不轻易走出家门，也不插手儿孙的生活，想以自己的修行为家族消灾解难。她淡然看着三个儿子闹分家、搞外遇、离婚、生意失败，甚至出嫁的女儿发疯送入神经病院，一切都在她的预料当中，但她也只是远远张望，暗中关心，甚至伤心，然而她却无法援手。

　　 《遗梦之北》可理解为一部描写三代南洋女性生命过程的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力图展开两个向度的叙述：一是老城中叶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特别是叶家女性的“世界”和“日子”，她们似乎命中注定地活在艰难生命路途上，透过岁月的眼看去，她们的快乐和悲伤显得迷离哀痛，也显得民间的世俗观念在特定的圈子里得到延续。世俗的观念经由女性命运这一仲介，“故事”走进了一个更深沉的探索，即生命该如何选择？逃避还是面对？认命还是抗命？女人可以自我改变命运吗？小说对“女性宿命”的充分描述，却也透露新一代的女性可以通过自我的力量去改变宿命。小说同时处理了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社会变化和风土人情，也交代了华人新村的历史变迁和在地华人思想的变化。李忆莙在此部小说中，扩大故事的历史背景，以最熟悉的童年生活记忆为根本，写来得心应手，场景细节丰富细腻，入木三分，可谓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全景图，结局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和生命无法掌握的忧伤。

　　 一草一木在她笔下皆充满灵性的美，在〈秋园随笔〉一文中她这样地描述秋天：『一阵秋风裹住一阵沁凉的花香水气，莲池里秋虫噪耳，远处一片铺天盖地的萱草，开着灿烂的花朶，竟像是怀着广阔无限胸襟的云朶，飘游向天涯、海角，而那种美，就像湖上戮起缤纷似的、锦缎似的夕阳彩光。』吕大明无意树立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她也不急于表达理性认知，不管走到那里，她以虚怀若谷的心情，驾轻就熟地引导读者走入她精心营造的一座溢满古典书香的塔。在生活中的她是手不离书的，她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借由大自然的景致和事物，娓娓道出其中的领悟。阅读与书写是吕大明生命中的梦痕，她歌咏生命，随心所欲地引经据典，或感人故事的铺陈，映照出一位清澈高贵的心灵倒影。且听她于〈陋室铭〉说：『落英在我窗前缤纷，流云在我窗前漫游‧‧‧我在这里耕耘一片思想的园囿，我在这里与古今的鸿儒会交‧‧。』。显然,在生活中她离不开阅读与创作,而围绕着她的是文学界诸大师,她的书房,早已成为一座溢满古典书香的塔。

　　 她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友情, 她的邻居、诗人、教授朋友,不论是深交或萍水相逢, 她都真诚相对。甚至一位穷到晚餐只有一碗汤的老人,在他临终住院时,她怀着怜悯之心去探望他,给他一份真挚的关怀。她曾经对爱情有过无限的憧憬,爱情的真谛可贵在于永恒,她向读者诉说过文学大师但丁对贝翠丽丝的深情,音乐家布拉姆斯为女钢琴家克拉拉一往情深终生未婚。然而, 世纪爱情不尽是那么的完美。法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爱情会有终止的一天。2012年出版的《世纪爱情四帖》书中,她没有半句提到自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但是，如果仔细读她〈暮雪纷纷〉后,读者才发现她字里行间不经意地透露她深藏于心底的怆痛。走过中年，在吕大明而言，生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了。她悉心供养爱情之花早已凋零，加上失去至亲的父母，苍凉之岁月也提早开始了。夜之将临，月亮继续它无声的旅行，它在自我放逐。而在人生的旅程上，她不正是一个自我放逐的旅者吗？

　　 德国有句谚语：“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推动摇篮的那双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德国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把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因此，德国女性无论受过何等教育，无论有过怎样称心的职业生涯或瞩目的社会地位，一旦生孩子之后，都基本短期（1—3年）或长期完全回归家庭之中，担当全职家庭主妇，享受生儿育女、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而德国政府也会在福利及法律方面给予妇女和孩子应有的制度保障。德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共识，使大多数德国女性能够在思想上、心理上坦然接受和欣然享受这种生活状态，而对于大多数华人女性（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有过职业生涯的华人女性）来说，通常很难心甘情愿接受和适应这种现实。这就构成了一种心理纠结和偏向选择：完全放弃自己，转而把自己的所有愿望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实现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中篇小说《不一样的太阳》中，泓韵为了女儿蔚伶能顺利升上重点中学，可谓禅精竭虑：为女儿的学校选择操心，为女儿的交友操心，为女儿的考试操心，甚至，为女儿的每一次家庭作业操心。短短两年，她在女儿身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在国内时的总和。所以，当女儿的初中升学遭遇到挫折，她会泪水滂沱，痛心疾首。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挫折，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中篇小说《大维的叛逆》中，陈教授为了儿子大维能升上好大学，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为留在德国绞尽脑汁，可儿子并不领情。她的所有放弃，所有努力，不但没被儿子大维理解和尊重，反而遭到了儿子的轻视和蔑视。他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母亲嗤之以鼻，因为她放弃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的专业，不分轻重地选择留在德国开餐馆，“用想事的人都知道，那能赚钱吗？” 他也对父亲送给他的那本有关“讲诚信”的《中国古代小故事》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父亲自己就是一个不讲诚信、搞婚外恋的伪善者。最终，大维以自己的未来人生选择，反过来教育和提升了自认为是“教育者”的长辈们。

　　 中篇小说《马蒂纳与爱丽丝》通过华人女性奕丽的视角，讲述了德国老年、青年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并通过德国女性两代人，对人类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深度思索和探讨。爱丽丝是传统的德国女性，结过三次婚，有过一次“”，在89岁的高龄上还与一位小她20岁的男友谈恋爱。年轻的马蒂纳是传统婚姻制度的叛逆者。她与四个男人生了四个孩子，与四个男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却坚持不肯走进婚姻。在四十岁时，又重新寻找爱情，并最终走进了婚姻。在与电视台接受的一番访谈，道出了马蒂纳的思考：“从《圣经》上看，婚姻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即便是无神论者，也接受了社会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解释，那就是：人类社会经历了群居社会、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直到一对一的婚姻社会。我在想，社会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都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婚姻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加以肯定和保护？这期间，曾经有无数的人试图去反叛它、逾越它， 甚至颠覆它，并身体力行地尝试以其它方式来替代它，可最终的结果是，婚姻无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主宰着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为什么婚姻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婚姻会得到全人类的认同？我不是社会学家和婚姻学专家，不能从理性的高度来解释这一切。我也不是‘存在就是合理’学说的相信者和拥护者。可有一点我敢肯定：经过人类长期实践并肯定的东西，就一定具有合情性和合理性。我们不要轻易否定人类的智慧。”

　　 融融写作的基督教文化立场是非常明显的，在《圣经》中，疾病作为罪的隐喻，是与上帝的公义审判相关联的，但更指向上帝因慈爱而赐予的救恩。融融的这部《死亡日记》在华语文学中的价值在于，她从基督教的信仰维度展开疾病叙事，强调他们在与疾病搏斗时所感受到的上帝的恩典，作者透过书写他们在疾病治疗过程的平安与喜乐，表达了向上帝的感恩之情，提供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体验。同时，作者在认同人的灵性生命存在的前提下，以疾病作为隐喻，进一步地写出了迈克灵性生命的觉醒，写出他们生命的成长，指向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之爱。这两个方面都丰富了华语文学中的疾病叙事。

　　 融融在《死亡日记》一书中很详实地记录了她和丈夫迈克一起与癌症搏斗的人生经历。2014年3月6日的清晨，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温馨美好，他们就这样不期然地与“进入窗户如盗贼”的死亡相遇。虽然他们生活在医疗发达的美国，在世界上最好的骨髓移植中心——西雅图癌症联合会（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但是他们面对的毕竟是癌症这一凶残的对手，融融真实地记下迈克在接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了迈克的每一个挣扎，让我们看到世界上再好的医院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医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再先进的药物和技术也并不能解决病人被病魔折磨的痛苦。当我读到迈克病痛时的每一声，读到一些癌症患者的逝去，我看到一个非常惨淡的事实，那就是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推开死亡对人类的攻击方面，常常也是无能为力的。

　　 疾病叙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要直面人类因为疾病而来的苦难与困境，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幽暗面。而能细致地展现自己或亲人经受绝症折磨之痛的作家并不多见，以致于我们对人类可能遭遇到的这一方面的苦难与困境了解是那么少。这方面的缺乏也使得，我们对人的处境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我们也就无法为在这样苦痛中的人带去真正的安慰。现在癌症患者非常之多，融融的这部实录性的文字之于他们也是宝贵的，它能够帮助患者在阅读中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与他们同受苦难。从精神治愈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字可以让他们获得很大的精神性支持，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更大的内在恐惧会来自他们与病魔作战时的孤独感。

　　 融融的这本书甚至可以抚慰一切陷于绝境中挣扎的人，她在《死亡日记》一书中呈现出的，却是平凡人在困境中非常软弱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融融的这本书是一本见证软弱的人在困苦中如何经历了上帝的帮助与慈爱的书，其情感基调是感恩和赞美，并不见悲苦，也不是过于的冷静，这本书好似作者在黑暗中唱出的一首喜乐和平安的歌。基督教常被批评为弱者信奉的宗教，可是融融在书中所展现的生命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相反，她让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生命由于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信靠上帝，他就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刚强起来的勇气和力量，最终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她的这本书或许更能够安慰千千万平凡的弱者们，帮助他们看到生命改变的希望所在。

　　 阿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为了生计，在别人熟睡的早上，强打精神爬起来，卖货顾店。早市的凌晨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很多外州的巴西人都赶着来早市上货。阿华穿着厚厚的外套，小心的坐着地铁，用小车拉着货来到摊位，一路上还要担心圣保罗令人担忧的治安问题。一双儿女要上学就交给老公照顾，男人随意给女娃扎个辫子，弄一点吃的就去工作了。女娃在学校里睡午觉，小朋友们都不喜欢跟她在一起，说她身上臭哄哄，不洗澡不换衣服。孩子乱蓬蓬的头发，看样子像没娘的孩子。再后来，阿华实在没有时间看两个孩子，看着孩子脏兮兮的小脸，当妈妈的心一狠，忍痛把孩子送回国内，上了寄宿学校，周末回一次亲戚家。孩子们期盼着回到妈妈身边，经常在视频里说想爸妈。当时，阿华认为生意太忙还是赚钱要紧，心想着国内教育好一些，这样做也是为了孩子好。还是选择把他们放在国内上学。

　　 上个世纪，欧美也有不属特定宗教的通神学会，而是普遍性意义的友爱组织，无种族、肤色、阶段、男女、教条的分别，且吸收各大世界宗教的优点，像著有代表作《从新认识自己 爱的觉醒》大哲学家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便求探索追求宗教性，或更高一层的真理或精神生活。也不希望忘却弱势贫困的普罗大众﹐贬低个人感情﹐又不愿太过注意公众形象，海伦曾受引领在宗教探索方面的熏陶，对灵性的深化与宗教情操的开扩，颇受到帮助。后虽失望而很快仳离，但长久保持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态度﹐维持多年克里希那穆提名师形象。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也算“新时代”意识革命的人类性灵导师。

　　 将德国设计师，凡德罗所提出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作为极简主义设计的核心思想， 也有人认为阿道夫•鲁斯的“装饰即罪恶” 才是极简主义的宣言。或追求含蓄深刻的韵外之致与无极之味：老子的“有生于无” “有无相生”说法，将“无”视为更根本的存在。…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便是有无相生，虚实结合，完全的空白不能构成作品，毫不留白更不是真正的中国艺术。这种“无，；或者“留白”，在设计造型上的简单与空，创作的取法自然，美学的启示；平衡在拥挤不堪、高楼压迫的城市里，物质过度充斥的城市里， 在声光色彩刺激感官到极致的城市里，“减”“俭”还是“简”都已经成为了新的消费目标。“正确的废话”不宜多：

　　 区纪复先生，1941年出生于战乱中的澳门，澳台三位一体的人，澳门出生，后随家人居港。1960年独往台大化工系毕业，1972年留学瑞士专攻高分子化学8年得博士，即是研究塑料、人造纤维，现在很多有污染问题的产品，都属于这范畴，被工商巨子王永庆延揽回国，任南亚化工塑料研究部主任，车马衣裘可享荣华富贵；在面对台湾污染问题之中，虽正逢他的人生事业高峰期，事业原可扶摇直上，发现工厂排的气是臭的，流出来的水是黑的，丢的废料是毒。他觉得违背良心，急流勇退，时年42岁。辞职后他跑到非洲看垃圾，在欧洲观察回收，参访世界各地的环保及仁爱工作。一顿5年，力挽他的人生，不至于糊里糊涂，掉落一地憾事！1988年在台湾花莲创立「盐寮净土」他舍离一片繁华，甘心依皈平淡简约中。

　　 「盐寮净土」灵修的创始，他成为「环保教室」的主人，区纪复生活极简，对日常所需再三反省后，留下几件简单的电器用品：为开放生活体验用电灯，为与人联络有电话，为保存食物有冰箱，为了解台风状况有收音机。电脑、电视、冷气机、洗衣机、燃气灶、电锅等等都放弃。生活以自己动手造屋，挑水、柴火烧灶、种菜，采野而食为主，甚至到批发市场捡拾蔬果。物尽其用，果皮残叶拿来堆肥、废纸可生火、上街自备购物袋，不用一次就丢的包装、不用化学清洁剂和杀虫剂等；不贪口腹之欲，不吃垃圾食物：汽水、罐头、零食……提倡简朴生活、自然修行，一个月花费不到新台币一千元。他们伉俪以鲜活的生命体验，度出世的生活，却有着入世的关怀。

　　 环保，可以首先“从我做起”！细察大众日常生活的文明无度和自省知识也不够，应当汗颜。其实 不一定要像隐士般乔迁，往穷苦偏僻的山林小乡，避世也可大隐于市，无需金碧滞重之居，毫无牵挂执着独处，专心于细腻手工隐匿的秘密花园；心中关注抽象的思维与沉思冥想；林泉与山石可用心去领略，独躺清涧石上，聆听溪流水声，入梦都耳听：重覆不绝的溪水从石间流过的声音；为身心健康，食物可简单，要新鲜干净的，不经加工。这对脾胃与康健最有益。正确的爱土地，彻底了解自己乡党，看着太怕，受害的家园，慢下来感觉就出来，比较健全的爱，不是霸占，为所欲为。实践爱心关怀﹐伴護。以空观船过水无痕精神﹐智慧慈悲，以利众生 。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说到刚果这个国家；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大的国家，无论是钻石、黄金、钴、铜、锡及钶钽铁矿等任何矿产这里都有，天然资源价值高达数兆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珠宝产业原料提供区。可是东部矿区被残暴的反叛军控制，夺取当地数百座矿场，刚果内战不断，五岁孩童都得往没有安全措施的矿区工作。刚果叛军大量雇用14岁左右的童兵，从事非法行为及的暴行。当地中央腐败，甚至跟叛军同流合污。内战的消耗使刚果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这些矿产物质许多都是广泛应用于「手机、计算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只要已开发国家购买这些矿物，便持续间接地资助当地的武装势力，刚果的内战也将永不停歇。

　　 《名作欣赏》近几年有意识地关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写作，刊发过一系列由国内学者推介海外华文女作家的评论、访谈，如王红旗老师对旅加作家李彦的访谈，对旅美作家江岚《合观牡丹》的评论，宋晓英老师对吕红、施雨等旅美作家的推介，易晓明老师对旅德作家方丽娜的访谈；也刊发过一些海外文学评论家推介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章，比如林楠先生对旅德华文女作家刘瑛的评论，阎纯德先生对旅法华文女作家卢岚、蓬草、绿骑士、西维等人的介绍等。当然也有海外华文评论者推介海外华文男作家的，比如林楠先生推介文野长弓，陈瑞琳老师推介北岛、白先勇的文章等。这些研究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打通了海内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将海外华文写作者的生活与创作介绍给国内作家、评论家与读者大众，使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成为距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产生了关于海内外女作家写作状况异同的一点思考。

　　 第一，视野更为宽广，“家国意识”更为浓厚。远离了故乡之后，这些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呈现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女性话语、性别身份、历史思考等方面有了比国内女作家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尝试。比如张翎的《金山》《余震》，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铁梨花》《金陵十三钗》等，就包含着海外华文女作家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上的双重观照，被拍成影视剧在国内放映，也以其挖掘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再比如李彦《嫁得西风》《红浮萍》等小说，对“革命”“组织”话语下的女性形象、母女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由在国内时囿于事件本身的受伤、抱怨，经过沉淀，经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拓展，升华为对生命、爱的重新理解，从而也获得了题材空间的化蝶般的拓展。

　　 第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关注。比如阎纯德老师《法兰西天空下的文学中华》中写到卢岚，说卢岚长居巴黎四十余年，虽然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却反而更喜欢“能在中国文化的气息中小息小憩，回到远方的祖国，于是《红楼》《老子》《庄子》《三国》，旧爱新爱，一下子又成了她的新宠”。所以，故土虽远，但“到底还有曹雪芹、苏轼、老庄近在身边。外国人所发现的真理，中国人早已发现过；外国人在哲学、社会、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金科玉律，古往今来，中国人都说过了”。生活变了，灵魂深处的中国文化之根没有变。中国文化成为了她们精神的寄居地，卢岚，蓬草，绿骑士，西维，包括李彦、方丽娜们，张翎、严歌苓们，她们写自己的故事，写家国之思，写创伤记忆，写眼前的生活和风景。但写家国之思时会有意无意以身处的异国他乡作为背景，而写眼前的生活时又会以原乡故土所给予她们的精神濡染为底色，这就使他们能够将两种文化连通比较，获得更为宽广的写作视野。

　　 第三，更容易体现成长的阶段性。王红旗老师访谈李彦时，李彦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的“三境界”，来对应海外华文女作家心路成长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刚出国的时候，恰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脑子里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对故国的留恋和刚刚过去的一幕幕场景，所以写作时，也只能回望熟悉的故国情怀，所以不少海外华文女作家，在这个阶段都写过去的经历，李彦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就是《红浮萍》。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新的土地上挣扎求生，要去适合人家的环境，熬过人下人的岁月，这种体会就会使新的内容进入写作，李彦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嫁得西风》《羊群》等，用李彦的话说，就是“写我们这些新移民在这儿洋插队，很像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求生那种心态”。第三个阶段，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这一阶段，心情已经了，不少人都已融入了主流社会，恍然觉悟到原来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类都是大同小异的，于是有些作家就开始思考中西文化之间的对比，寻找人性相通的东西。

　　 文化的传承性使移民承载着太多的民族基因和记忆，沉淀在血液里，是写作让我沉静下来，少了寂寞多了思考，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做的和能够做到的；特定的经历、经验和中德文化的资源，用文字表达内心诉求，让我直抒胸意，疏解我的思亲想家的乡愁，异乡边缘人的尴尬不自在；母语写作是通往家乡路上的理由和记忆的寻找，过去的敏感、脆弱、焦虑、寂寞倒成为我的得天独厚。焕发了我当年文艺青年的创作热情；让我找回自尊和存在的价值。在中西文化的熏陶和感知下，看待世界和问题的角度在改变，让我的爱国思亲更加真实深沉。自觉地搭就一条中德文化传播之桥，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让我的写作天地扩大，视野更加开阔。

　　 为了早日融入主流社会，苦学语言，同时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走出去看德国的大千世界，也走进教会接触到了基督教教义，多年下来仍然感到与德国人之间还是有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尽管我乐于与德国人交往、喜欢德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人文、愿意游历大好河山，但是在精神上、文化上总是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远离祖国、汉语文化，语言长时间不用逐渐淡化，提笔忘字，中国的日新月异，一年不回家探望就有陌生感，几天不上网就有种疏离感；觉得是中德文化的边缘人，不中不德，身份困惑，德语听得懂，但不能与之同等水平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在德国主流文化大背景下，不可能理直气壮地高声论道，于是我给自己起个笔名叫“呢喃”，雁过留声，耳语低声唠叨，证明我的存在。

　　 文学即是人学，探索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是作家的一个使命。在成长的道路上，以文学的达观、审美，浪漫情怀，以文字直击人间世相、世道人心，从此找回自己和华人生存的现实和活着的意义、思考。2014年尝试推出我的纪实小说《牵手一起走过的路》、《一步之遥》先后在德国《华商报》和《德华世界报》上连载，更加激发我的创作热情。今年10月刚修整完成13万字的纪实文学处女作《中国女人在柏林》，以语言难、打工难、融入难等为经纬，再现了海外华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世界，直叙中德家庭，青春期PK更年期，虔诚基督徒PK无神论者，中德文化差异的大PK，他们彼此碰撞、磨合、融合的故事。如有出版社老师对此感兴趣，请与我联系。

　　 工资不高，工作又不稳定，班上的学生时不时调皮捣蛋。虽然我曾经想过逃跑（辞职），但还是咬牙切齿坚持了下来。为什么挺得住，因为写作给了我自信，文字承载了我的理想，还有生命中的悲欢苦乐。我是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写作，出发还算幸运，因为写了几年，文字就能变成铅字发表在《侨报》，《华府新闻日报》《》《》等美国华文报刊上。写作得了鼓励，干劲便来了，于是开始尝试向国内的文学刊物投稿，慢慢地，小说先后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小说选刊》《小说精选》等国内文学刊物登载。作为一个海外作家，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集文成书，以常规出版的方式走向国内的读者。从2010年到2016年，我已在国内常规出版了10本书，其中包括5部长篇小说:《橡树下的诱惑》《逃离华尔街》《拐点》《雾城》《彼岸紫薇》; 3部旅游散文集《漂游的原风景》《偷一段时光在路上》《拉美梦幻行》; 1部散文小说集《有一种风景叫行走》; 一部文化散文集: 《美国，另一种风景》。人生总是行走在得失之间，我的海外职场虽然颠簸，但是汉语创作还算顺利，虽然在出版的这条路上我也经历了不少波折。

　　 当我在高科技公司从事网络编程和数据库工作，我经历了公司的残忍竞争和老板的冷漠无情。当我在保险集团公司从事财税分析，见识了职场中的上司怎么变成了下属；后来我跳槽就职于政府部门的金融部门，亲眼目睹了因为权利纷争，而斗得昏天黑地的各种丑恶。当我在财税公司从事报税工作，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其贫富悬殊给我不同程度的震撼。当我在健身房当老师的时候，有机会跟不同年龄段的学员交谈，学员们的各种奇遇给我很深的启发。作为舞蹈老师，目前我同时授课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于是有机会比较两者的校园环境、教育理念，经费和生源，同时也在分析不同机构的管理方式和福利待遇。

　　 多年的职场生涯让我体验了跨文化交融的斑斓和迷离，也给了我另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女性作家的创作总是离不开爱情，我喜欢把人性中的爱恨情愁跟社会大背景结合起来，让作品具有时代的厚重感，比如能源革命怎样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这些年美国对“页岩石油”的成功开采，不觉间就百变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或者一个人的命运。美国因为国家利益，对页岩石油的开发过于急功近利，不顾环境污染和破坏，比如地层破裂已经引发了系列地震（发生在阿拉巴马州）；也不顾民生与人权，比如强行征用私人土地铺设石油运输管道（发生在北达科达州）。美国为什么急于求成？因为在石油问题上一脚踢掉中东，就可以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因为石油，也顺带修理了俄罗斯。这是一个乱世，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大时代下普通华人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都是故事。近日我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核心是一对华人夫妇同甘共苦，携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故。小说有中国文化传统，也有跨文化冲突，但是有了“页岩石油”这个大背景作依托，我希望文字和思想更有厚重感。

　　 可惜好景不长。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仍深陷于万丈红尘，身不由己地被硅谷这艘巨轮携卷着日夜兼程，奔向未知的远方。在一路的颠簸中，我所供职的公司竟由着哈佛MBA 背景的CEO引领，从上市公司到私有化，又经过一番包装打扮，变戏法般地重新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后又为另一家更大的高科技公司并购。也就是说，公司里的原班人马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将硅谷公司“成功”的主要路径都扫了一遍。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由此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我仍没能体会到深层的快乐，甚至对“成功”的定义更加疑惑。我顺着惯性，由硅谷这辆仿佛永不止歇的过山车载着起起伏伏，愈发晕得难受。直到有一天终于落到谷底，从停车坪上离开。

　　 我转过身去，背对硅谷，继续着寂寞而缓慢的书写。这些年来，我完成了一系列题材各异的中短篇小说，它们与我的心境与目光完全一致，远远地离开了身边的硅谷。虽然在这期间，我也目睹了硅谷无论是核心产业还是企业文化，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巨变，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科技，取替传统的半导体行业成为新的核心产业，完成了硅谷的更新换代；乔布斯重整山河又英年早逝；苹果咸鱼翻身一路长红，成就传奇篇章；谷歌，脸书等新秀辈出，浪逐浪高，谱写出新一轮激越的“成功”乐章……，我还是认定它万变不离其宗——崇尚的仍是以新技术为筹码，疯狂追逐物化利益的豪赌。我被这种负面的情绪主导着，直到遇到刚从中国回归硅谷的羚。

　　 我和羚的第一次独处，是在一家离惠普当年创业起家的车库不过几个街区之遥的咖啡馆里。我们带着新识的些许拘谨开始闲聊。其时，羚刚辞掉了在中国外企里的高管工作，陪孩子回美国上高中，正在享受悠闲的时光。我们以理工女生的思路和节奏，谈着各自过去的职业生涯，一路的困惑，和对未来的设想。羚告诉我，她正在由过去的同事鼓动着，打算重出江湖，在硅谷找钱创办软件公司。这让我有些意外。她看上去如此优雅闲适，轻言慢语，与我见过的那些满心思要创业，想成功的女强人完全不搭界。“我是那种喜欢活成烟花的人，可以短暂，但要绚烂。别人可能只要燃成一柱香就好了，我不是那样的。这跟钱没有很大的关系”——羚肯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将她的答案直接端到我的面前。我清楚地记得她说这话的表情，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微笑中带着些许的羞涩——我想那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用了“绚烂的烟花”那样夸张的表述。

　　 书中的女主角珊映则是我对硅谷全新认识的表达。跟《爱在无爱硅谷》中的苏菊不同的是，她不再从硅谷出逃，而是深深地投入。她曾经被在硅谷获得了成功的丈夫康丰带离了，仍选择回来。为了活成暗夜里绚丽烟花的梦想，她在失去了许多人生里重要的东西之后，也不曾放弃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珊映生命的关键词与苏菊在“硅谷““成功”这些领域里有大幅重叠。同时，珊映又站到了更高的台阶上。她的世界已不会因为私我情感而轻易崩塌。而在对“创新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美好改变”的信念上，珊映更有苏菊不曾有过的执着追求。她不再逃离，而是坚持，并且让我看到，其实坚守比出走更难，更需要勇气。

　　 五零后的郭妍，则是珊映公司的风险投资人。她经历过上山下乡，洋插队，曾是华尔街宠儿，后选择成为海归，回国创业，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也经历了毁灭性的人生打击。她重新爬起，出发，成为珊映的后盾。但她也以自己人生的智慧劝导珊映——平衡事业和家庭，过一份有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比活成烟花更好。神秘女郎安吉拉的存在，则是珊映面对的镜子里的另一面。她代表着珊映选择了出离，却心好齐和向往的人生道路：有一双儿女和美好的家园，平平淡淡一柱香一般地缓缓燃烧。珊映却没有想到自己却是安吉拉眼里另一个自我期许的镜像投射，安吉拉更愿意过上自己想像中的珊映那样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忙碌而充实。她们互相对立，又互成镜像，人生道路交错又分离，孤独地走在各自的执念中。 在这样的错位中，我给珊映在英特尔时期的领路人、来自台湾的海伦的笔墨虽然不多，她那平衡而知进退的人生，却让人们看到了硅谷女性奔跑的道路上方的一抹暖色。我赋予这些承载我个人思考过程的女性的笔墨不尽相同，可我爱她们每一位。

　　 这些作家都有多年的日本生活经历，对日本文化有深刻认知和体验。她们对中日文化的内在差异性，对日本历史或社会的深刻洞察，聚焦于人性，历史，文化，艺术，或现实社会，阐明自己的主张与思考。对日本式的物哀或静寂的艺术美学有独特的体认。她们往往既有女性的细腻，感性，又能超越性别，站在文化批判或反思的立场，透视人间真相或被遮蔽被模糊的历史。文字里面流淌的温暖随处可见。她们不约而同都拥有幽默的笔调，文风各异，但文章都极具可读性。 她们的创作似乎都有意识屏蔽了政治，道德的观念影响，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的碰撞中，倾向于对文化、社会、哲学、生活、艺术、宗教的思考，想象理想社会，勾画精神高度，完成了从女性到知性的蜕变，以文化观察者的眼光扫视着眼前所见，表达个性化的文化立场，奉献独特的人生智慧，使母语写作的快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陈永和《一九七年纪事》，长篇小说发表于《收获》2015年秋冬卷。这部小说是日本首次获得中山大文学大奖的小说作品。意义深远。这部小说让结束近40年的时间的“文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小说。它充满了隐喻，充满了智慧，是一种形而上的艺术哲学。十多年来文革题材小说不多见的力作。我把它称为一个思想者的回望，一个历史叙说者的独白。小说不仅提供文革时期极其残酷的人生图景，让读者面对死亡、荒诞又悲哀的人生，引起心灵的震颤的同时和深刻的反思。同时，小说具有极其高明的叙述艺术，叙述视角多变，人物命运充满悬念感，叙事空间和时间感都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样的力度和深邃，这样的游刃有余的叙述策略，我认为在男性作家当中都是很罕见的。她的散文已经公开发表的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而且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写人记事。

　　 林祁首先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诗人，留学日本之前，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而且出版了多部作品。写诗之余，林祁还创作不少散文，还有小说等，称得上文坛的多面手。 林祁以她的创作在时间上可以分为早期和后期，早期有《唇边》《心灵的回声》、《归来的陌生人》；后期近著《莫名“祁”妙——林祁诗文集》。旅日之后的林祁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性认同和强烈的情感皈依特别明显，她从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国人继承文化之根的必要性，甚至有意去凸显这种文化归属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能感受到她透视日本文化的本质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对于物哀之说、樱花、温泉文化、富士山精神等等，林祁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另外，林祁对于日本一部分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也让人印象深刻，大雅大俗的日本社会及其文化特点，都在她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陈谦（美国）是描写硅谷生活而引人瞩目的旅美作家，其新获“中山文学奖”的力作《无穷镜》，以互为镜像的艺术建构方式，搭建起女性的生命舞台与人生帷幕，将当今时代硅谷人的命运与挣扎、心灵与彷徨，刻画得栩栩如生。在陈谦看来，她的写作一般不强调女性文学，但作品主角多为女性。今天的文学不是讲故事的年代，她更关心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突围方式。创作《无穷镜》，她所看重的是新兴技术的嬗变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女性在现实迷雾中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坚守。女主人公珊映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作者对硅谷全新认识和复杂面貌的表达，作品希望带给人们一种无穷镜像的生活思考和艺术张力。

　　 许爱珠（中国南昌）放眼宏观研究视野，考察《映日之花别样红——日华女作家创作综论》。日华女作家对日本的社会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内在差异性有着深刻洞察，既有女性的细腻，感性，又能超越性别，站在文化批判或反思的立场上写作。华纯，以文化与艺术的面孔写作，执着于日本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的专题采访，并融入鲜明的环保意识，散发着母性的光辉。陈永和，历史哲学的写作，以超性别视角提供新的“文革”叙事，引发读者的心灵震颤和深刻反思。林祁，灵动多情的女性写作，凸显强烈的中国文化归属感，也不乏对于日本的物哀之说、樱花、温泉文化、富士山精神的独特认识。弥生，纯净柔美的少女写作，充满内在张力，颇得冰心抒情哲理小诗的韵味。

　　 朱颂瑜（瑞士）言说《用有限的文字能力传递无限的美与光明》，尽显绿色环保意识和生态文学写作姿态。在瑞士，她了解到自然生态美不仅仅是自然形成的，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透过自己婆婆给小鸟喂食、义工帮助青蛙过马路的日常行为，她发现了其中的庄严、虔诚和温暖，更感受到瑞士民众生态保护的高度自觉性，也由此反思中国与瑞士在自然生态保护理念与实践方面的距离。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瑞士代表，从创作《把草木染进岁月》、《大地的英雄》、《蛙声善引》等生态文学作品一路走来，她非常希望用自己的笔来发现和传递自然的美与光明，以唤醒工业化时代人类心灵深处的眷恋和记忆。

　　 第七分论坛的讨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欧华文学引发新的关注。曾记得，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少君、张翎、陈瑞琳、沈宁等北美华文文学作家群体亮相，在陈公仲先生等人的大力推动以及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移民文学已经蔚为大观，成绩斐然。今天，我们同样欣喜地看到，本届“中山文学奖”，有林湄《天外》、虹影《米米朵拉》、余泽民《纸鱼缸》三部欧华作家作品获奖；本论坛四位欧华作家登台言说，本次大会亦有36位欧华作家代表出席。北美华文文学创作近年来不断树立新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也各有风采。期待学界给与欧华文学更多的研究和支持，期盼欧华文学有更丰硕的创作成绩单展示。